
汤恩伯登船逃台,妻儿一个不落全带上,唯独把伺候汤家二十多年的发妻马阿谦像扔垃圾一样丢在码头。51岁的她没哭没闹,转头找到新政府,只提了一个要求。
1949年5月的黄浦江畔,晨雾夹杂着刺鼻的硝烟味,沿着十六铺码头的青石缝不断往上漫。
江面上,撤退的轮船汽笛长鸣,黑烟滚滚。码头上早已乱成了一锅粥,成箱的黄金、大班椅、军官家属的红木箱笼拥挤在狭窄的木跳板上。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,一身呢子军装笔挺,正护送着他的新妇钱婉华、二房王锦白以及一众儿女登船。
就在大船即将拉起铁锚的瞬间,一个身穿旧布旗袍、头发布满白发的女人踉踉跄跄地穿过人潮,想要往跳板上挤。
然而,几个端着钢枪的副官猛地一伸手,将她死死拦住。副官冷冷地看了她一眼,低声吐出几个字:“没有你的船票。”
女人痛苦地望向甲板,大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。可站在船头指挥的汤恩伯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,只是冷漠地挥了挥手,示意开船。
要说清楚马阿谦这饱受委屈的一生,得从1918年说起。
那一年,马阿谦是浙江永康当地书香门第的闺秀,父亲是清末秀才,家境殷实。在父母之命下,她嫁给了家境贫寒、前途未卜的同乡青年汤克勤(后改名汤恩伯)。
婚后不久,空有野心却无本钱的汤恩伯提出想去日本留学。去日本的花销是个天文数字,汤家根本拿不出来。
看着丈夫焦虑的面容,马阿谦咬咬牙,毅然将自己明媒正娶带过来的金银首饰、绸缎等嫁妆全部变卖,甚至回娘家低头向父母借钱,这才勉强凑齐了汤恩伯东渡日本的学费和路费。
然而,这一场倾其所有的“投资”,换来的却是最残忍的背叛。
在日本留学期间,汤恩伯结识了国民党元老陈仪的义女王锦白。为了攀附权贵、谋求仕途,汤恩伯在1921年悄悄返回浙江老家。他没有半点温存,而是冰冷地将三百块银元扔在马阿谦面前,强逼着这个为他变卖嫁妆、抚育幼子的发妻签署离婚协议。
马阿谦绝望了,但她性格隐忍,为了年幼的儿子汤建元,她最终含泪签了字。可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离婚后的马阿谦并未离开汤家,她感念公婆对自己的好,继续留在武义老家,无名无份地当了二十多年的“干活女佣”,默默地为汤恩伯侍奉双亲、操持家务,直至公婆寿终正寝。
在此期间,汤恩伯靠着陈仪的保举一路扶摇直上,风光无限。他迎娶了王锦白,后来又纳了无锡丝茧大王的女儿钱婉华,身旁娇妻美妾、儿女绕膝。他享受着滔天的权势,早已将那个在老家守着空屋、做着针线活供养公婆的发妻抛之脑后。
直到1949年,大势已去的汤恩伯仓皇撤离。在十六铺码头,他带走了所有的眷属,唯独把这个为他耗尽了半生青春的51岁发妻丢在了风雨飘摇的上海。
身无分文、无依无靠的马阿谦,在混乱的上海街头独自坐了数天。她没有嚎啕大哭,也没有像怨妇一样破口大骂,岁月早已将她的眼泪流干。
当上海街头挂起红旗、新政府正式成立后,走投无路的马阿谦深吸了一口气,迈着有些沉重的步伐,缓缓走进了新政府的办事处。
接待她的干部看着这位面色惶恐、双手长满老茧的老妇人,和蔼地询问她有什么困难。
马阿谦低着头,声音微微发颤,却清晰地吐出了那个震惊全场的要求:
“同志,请你们帮我给台湾的汤恩伯带个话,让他寄点钱回来……够我和儿子用就行。”
这个只求解决温饱的、近乎卑微的要求,让新政府的干部们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
新中国办事讲究原则,政策明确不株连普通家属。马阿谦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原配,但她从未参与过任何反动活动,只是个被旧时代剥削、被丈夫遗弃的普通妇女。
新政府的干部们不仅没有为难她,反而温和地宽慰她,并按照政策为她办理了上海户口,将她安顿在里弄里。不久后,政府帮她找了一份在里弄工厂当工人的工作,让她生平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、自食其力的工资。
在新社会的工厂里,马阿谦脱下了那身陈旧的旗袍,换上了干净的工装。她和工友们一起劳作、一起拉家常,终于在这个温暖的新中国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尊严和生活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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