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7月，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，合肥国资账面浮盈，让“合肥模式”再次成为焦点。与此同时，苏州则以另一种方式，悄然培育出一批AI产业链上市公司——中际旭创、天孚通信、东山精密等，几乎包揽了AI算力互联的“全家桶”。
两座城市，两种路径。合肥重仓链主，撬动从零到一的产业突破；苏州深耕存量制造，完成从一到N的生态繁衍。二者共同构成了观察国内“股权财政”时代城市产业竞争的绝佳样本。
合肥：链主牵引，国资力量完成“从0到1”突围
合肥模式始于京东方6代线。彼时财政体量有限的合肥，敢于拿出巨额资本金撬动新型显示产业落地。此后长鑫存储、蔚来中国相继引入，形成一套成熟路径：国资直面战略性产业早期风险，以股权投资介入，引入链主企业，带动上下游集聚，待企业成熟后通过上市、股权转让退出，回收资金再投入新一轮布局，构建“资本投入—链主落地—产业集聚—退出再投资”的闭环。
但市场常陷入误区，将合肥模式等同于“赌项目赚快钱”。事实上，账面浮盈只是冰山一角。从资本账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合肥国资累计投入超2200亿元，带动项目总投资超8400亿元，撬动比例近1:3.8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“十三五”时期的2.3倍。
产业账层面，链主项目带来的是完整集群生长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，合肥产量从2021年14.5万辆增至2024年137.61万辆，4年净增约8.5倍。蔚来落地后，比亚迪、大众安徽、江淮等整车企业集聚，带动数千家零部件企业扎根，完成整车产业生态成型。
财政账兑现存在时滞。长鑫科技投产多年几乎无所得税贡献，直到2025年盈利后才实现大额所得税，2026年上半年飙升至95.96亿元。京东方同样经历周期波动，税收随行业景气起伏。合肥的财政回报，是随着产业链成熟、税基扩容慢慢释放的。
更关键的是，合肥已告别“靠个别项目偶然成功”，转向制度体系建设。搭建“3+N”产业基金集群，叠加S接续基金、AIC股权投资基金，基金数量超170只，注册规模超2800亿元，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。这意味着产业培育已由单点突破升级为可复制、可持续的制度平台能力。
当然，这套模式有现实约束：大规模集中投入重资产硬科技，对地方财政承受力、产业研判能力、政府跨周期定力要求极高，并非所有城市都可简单复刻。
苏州：制造底座为根，母基金网络实现“从1到N”繁衍
如果说合肥擅长“无中生有”，苏州的优势则是“有中生优”。苏州2025年GDP达2.77万亿元，规上工业总产值近4.9万亿元，拥有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先进材料三大万亿级产业，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，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、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均全国领先。
苏州AI算力产业链的集中涌现，植根于数十年积累的精密制造基底与产业资本生态，是“制造底座+母基金网络”的自然产物。精密制造能力决定企业能否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可量产的高品质产品，母基金网络则解决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本需求。
不同于合肥集中财力投向少数链主，苏州选择由母基金驱动的分散化布局。苏创投、元禾控股等搭建庞大基金矩阵，构建天使、AIC、重大产业基金、S接续基金多层次资本工具，覆盖企业全链条。其中S基金探索尤为值得关注——通过为早期政府引导基金提供流动性解决方案，有效避免国有资本折价转让风险，使资本循环更顺畅。
这套模式下，苏州不追求个别万亿市值龙头的高光，而是追求大量优质中小企业批量崛起。苏州境内外上市公司达284家，A股229家，科创板58家；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848家。光子、生物医药、机器人等赛道，依靠成百上千家上下游企业交织形成完整网络。这种“铺天盖地”而非“顶天立地”的格局，在抗风险和吸纳就业方面有独特优势。
区域协同是苏州模式另一重底色。紧邻上海，苏州深度承接上海研发成果产业化，形成“上海研发、苏州转化”分工格局。生物医药领域，上海张江做研发，苏州工业园区做转化；汽车产业，嘉昆太协同圈形成完整分工体系，跨行政边界实现产业链嵌套耦合。
苏州的发展当然也面临挑战：外贸依存度高（2025年达101.5%），部分环节附加值偏低；创新策源能力与北上深仍有差距；存量土地资源收紧，产业升级空间约束显现。
两种模式没有高下，城市产业资本要找准自身禀赋
对比合肥、苏州，再看深圳、上海、杭州，国内主要城市在产业资本运作上走出不同路径：合肥国资重仓链主，深圳依靠市场化GP筛选，苏州依托母基金网络广覆盖，上海依靠先导产业基金矩阵定向引流，杭州把基金嵌入本地民营科创生态。
没有标准答案，路径选择根植于城市先天禀赋。合肥早期缺少成熟市场化GP与完备制造业基础，切入半导体、新能源汽车等资本密集赛道，必须政府资本冲在风险最前端。苏州拥有完整工业体系、大量民营与外资主体，不需要从零再造产业，资本更多是赋能已有土壤，扶持细分赛道企业遍地开花。
两者打法不同，但底层遵循共通“股权财政”逻辑，区别于传统土地财政：
第一，算清三本账，拒绝单一账面收益崇拜。不能只看资本市场浮盈，要同时核算资本放大与循环能力、产业集群与就业带动、税基长期扩容三个维度。股权价值可快速兑现，但产业生态构建和税源培育需漫长时间沉淀。
第二，核心目标是构建“投资—培育—退出—再投资”闭环。地方国资做产业投资，本质不是炒股赚钱，而是让国有资本成为可循环、可复用的产业政策工具。合肥搭建完整基金体系，苏州设立S基金打通退出通道，本质都是解决资本循环问题。
第三，最终要从项目个案走向制度能力建设。合肥摆脱单纯押注重大项目，苏州持续完善母基金、AIC、S基金多层次工具。城市产业竞争，比拼的是项目遴选、资本组织、政企协同、退出盘活的整套制度能力。
对国内城市新经济布局的启示
合肥与苏州的实践，给全国其他城市提供重要启示：
首先，切忌盲目照搬“合肥模式”。集中重仓链主对财政实力、产业研判、风险承受能力要求极高。不少城市看到合肥成功就盲目举债押注大型项目，忽视自身产业基础，极易造成财政风险。
其次，股权财政不等于政府包办一切。无论合肥还是苏州，政府资本只是“种子资本”。合肥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参与，苏州母基金大量撬动社会资本，政府更多扮演引导者角色，具体投资交由市场化机构执行。
再次，要分清“造链”和“强链”。产业基础薄弱城市可借鉴合肥思路，以链主项目带动产业链落地；已有不错制造业底盘的城市可学习苏州经验，用好母基金体系，深耕本土优势赛道，培育海量专精特新企业。
最后，建立长周期考核评价体系。硬科技产业投资周期动辄十年以上，技术迭代、行业周期波动风险巨大。如果用短期GDP、短期财政收益考核，很容易催生短视行为。应当建立跨周期评价机制，容纳硬科技赛道的试错空间。
长鑫上市的万亿市值高光终会褪去，真正值得学习的，是合肥如何把一次性财政投入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培育机制；同样，苏州的启示，是如何立足自身制造禀赋，用多层次资本体系激活万千市场主体。在新质生产力建设浪潮下，土地财政逐步退潮，股权财政登上舞台，不同城市不需要复制同一种模板，找到适配自己资源禀赋的资本与产业组合，才是城市产业竞争的长久之道。
[作者薛键为某银行分行行长，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（ICC China）银行委员会保理福费廷专家组组长，著有《证道：国内信用证、福费廷及保理》一书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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