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香港女侠方姑被叛徒出卖，眼看来不及逃跑，她竟假扮成乞丐主动靠近日军，谁知敌人却呵斥道：“快滚开，别捣乱！”
1945年8月13日的香港铜锣湾，一场大规模的搜捕正在展开。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封锁了所有路口，挨家挨户地搜查一个代号为“香港女侠”的人物。她的真实姓名叫方兰，但大家更熟悉她的另一个称呼——方姑。
方姑，原名孔秀芳，1921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，祖籍广东顺德。她早年是一名小学教员，生活平淡。但1938年，年仅十八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最初担任香港儿童团总团长，在青少年中宣传抗日救亡。
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，她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1942年，方姑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，担任女子中队指导员，1943年冬天奉命潜回香港，组建并领导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，任中队长兼指导员。
与方姑并肩作战的，还有她的母亲冯芝。冯芝年过花甲，本可安享晚年，但她不仅支持女儿，还主动承担起中队义务交通员的工作，往来于香港岛和九龙之间，递送传单和情报。
在市区中队，方姑领导的这支游击队如同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，他们炸毁桥梁铁路，破坏军工生产，处决汉奸叛徒，编印地下刊物《地下火》散发传单，并秘密搜集情报配合盟军作战，令日军寝食难安。
1944年3月17日，一个沉重的打击降临。那天，冯芝与年轻交通员阿四（袁益）一起递送宣传品并带回情报，不料在筲箕湾码头遭遇日军的突击搜查。冯芝身上暗藏的重要情报暴露，两人随即被关进筲箕湾的囚室。
敌人为了撬开冯芝的嘴，动用皮鞭抽打、放狼狗撕咬、施电刑等各种酷刑，但她始终咬紧牙关，只说自己是个不识字的水客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她还提前叮嘱阿四要装作互不认识，最终阿四因证据不足被释放，而冯芝和另一名被捕的19岁女队员张咏贤被移交海军军事法庭。
方姑得知母亲被捕，心急如焚。队员们提出武力营救，但方姑侦察后发现敌人戒备极其森严，强行劫狱几乎不可能，一旦失败，整个中队都将覆灭。在个人亲情和整个抗日队伍的安危之间，她做出了极其痛苦的决定：放弃营救。
三个月后的6月22日，冯芝和张咏贤在香港加路连山被日军以“间谍罪”枪杀。方姑强忍悲痛，将对母亲的思念化作更猛烈的复仇火焰，投入到更加坚决的抗日斗争中。
时间推进到1945年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。8月13日上午，三名游击队员被捕，在酷刑下供出了方姑正在铜锣湾进行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。日寇如获至宝，立即出动一百多名宪兵包围铜锣湾，设下重重哨卡。潜伏在敌内的地下党员李荣全第一时间将消息送出。
方姑得知后，果断指挥中队其他成员抢先转移，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，铜锣湾已被围得水泄不通。面对绝境，方姑没有坐以待毙。她迅速换上一身破烂不堪的旧衣，在污水沟里翻滚，用油污抹布擦拭全身，又把脸涂上烟灰，把自己变成一个蓬头垢面、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。
她找了一个破旧竹篮，把左轮手枪藏在最底层，上面盖着几件旧衣服和婴儿尿布，再放上一只盛满馊饭剩菜的搪瓷碗。化装完毕，方姑混进人群中，主动朝哨卡的日伪军走去。那群正在盘查行人的宪兵和警察，闻到一股刺鼻的馊臭味，看到一个脏兮兮的乞丐婆凑过来，立刻厌恶地捂住鼻子，其中一名伪警察更是撸起袖子，厉声呵斥：“臭乞丐，快滚开，别在这儿碍事！”
方姑装作迟钝的样子，抱着头踉踉跄跄地跑过了岗哨。她甚至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哄笑声。哨兵们并不知道，那个被他们赶走的“臭乞丐”，正是悬赏缉拿多时的“香港女侠”。
仅仅两天后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香港终于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。抗战胜利后，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山东，方姑因名额限制未能随行，选择留在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，以大屿山和大埔区区委书记等身份开展斗争。
建国后，她回到内地，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、副主任，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1998年5月，方姑在广州逝世，享年77岁。而她的母亲冯芝，在牺牲数十年后，于2020年9月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、英雄群体名录。这位从硝烟中走出的“香港女侠”，和她的母亲一样，将一生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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